表演姿态的低调化与生活化，正成为中生代男演员的主动选择

　　防疫阶段，虽然在电影院补充精神食粮成为难以实现的梦，但大量的在线资源免费开放，令宅家赏片看戏充电成为一种习惯，因此也顺便瞄了几眼新近推出的热门国产电视剧集。眼看着目下组成中国最顶级电视剧表演阵容的主演，居然已经从当初的腻味青年转身成为了比较理想的演员形塑个体，而《安家》里的罗晋、《鬓边不是海棠红》的黄晓明以及《我是余欢水》中的郭京飞，堪称其中的佼佼者。

　　差不多在20年前，围绕彼时香港电影演员中生代鼎盛的成绩及接下来“青黄不接”的现实，业界有过相当热烈的讨论，围绕的焦点之一是其时20出头的一批演员，没有自身的突出个人魅力，缺乏前辈演员允文允武、敢打敢拼的胆气与勇气。时过境迁，当年的中生代已然封神，新一代则在其电影产业的异变里更加举步维艰。

　　以这样的状况来反省内地，兴味却大有不同。

　　在2000年前后出道的黄晓明、郭京飞、罗晋们，自带着他们作为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初期对于表演与明星制的认知也许更多来自于镜鉴香港电影的阶段。因此，尽管他们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或北京电影学院，接受过正规且严格的表演理论与实践训练，但在很多时候，其表演本身都更多带有他们公众形象中的偶像化倾向。

　　诸如黄晓明，其在表演生涯初期相当明显的锋芒毕露气质，在《鹿鼎记》《神雕侠侣》及《新上海滩》等剧中一览无余。出道数年即担纲多部大剧主演，是对其明星生涯推波助澜的极大动力，同时亦将其表演中过分强调自身加魅的部分放大。近年频繁上演的霸道总裁式油腻形象，令人到中年的黄晓明成为表演范畴外“脱油成功与否”的公众视野考量代表。因此，在《鬓边不是海棠红》里他饰演的程凤台，游走于旧时代的多重通道，以常常静默旁观却在关键时刻一击必中的姿态完成具体戏份，表现出久违的“无声胜有声”的大度，在他愈演愈烈的公众话题与良莠不齐的影视作品序列背景下，显得尤为出淤泥而不染，为年过不惑的演艺生涯加持了良好的开端。一方面他在剧中并非唯一男主角，另一方面，也许是剧集自身的“年代”+“京剧”类型与元素堆叠，引导了黄晓明的表演趋向隐遁与缓和。

　　某种意义上来说，内地中年男星的“脱油”，与香港电影业那批曾经新生代、如今走向中年的男演员未能达到的表演层级本质的区别可能在于，对于方兴未艾的“油腻中年”表述的警觉与抵挡，似乎正成为内地（男）演员的一种条件反射。与大众普遍认知里的圆滑世故且粗放外露的中年油腻男不同的是，以黄晓明、罗晋等为代表的人到中年演员群落，不约而同在自身塑造的银幕/荧屏形象序列中逐渐实现了外化程度的降级，部分将“脱油”一词所自载的“不堪回首”属性，蜕变成了表演进阶过程中的“祛魅” 行为，使其成为了自身业务水准升华的代名词。

　　罗晋在《安家》里饰演的徐文昌，几乎可用“洗尽铅华”来形容。在《新三国》里性格起伏明显的汉献帝，或《鹤唳华亭》中深陷权力风暴的“哭包”萧定权，在罗晋的演绎下都带有相当明确的“推送式表演”意味，即似乎是要将角色的内心相对直接外化给观众。徐文昌则退回到一个普通人的逻辑，从刚出场与孙俪的戏份便看出来，罗晋的表演同样显得有些有意识地“后退”，举手投足谦和与收敛，显出当代奋斗者最普遍亦最具特征的一面。对于一个眼下正处上升期的准中年男星，主动或被动选择了脱离特定类型作品与人物塑型模式，是相当稳重的一步。

　　而在过往作品中让观众习惯了“上蹿下跳”的“喜剧演员”定位的郭京飞，同样具有专业院校的表演学习背景，亦面临着在迈向中年时刻的转型考验，新剧《我是余欢水》似乎为他的表演提供了一个周星驰式的悲喜同体处境：被众人骑在头上的中年业务员，同时身患癌症，饱受命运颠弄，反而激发了这样一个小男人勇往直前的勇气。这样的设定充分发挥了郭京飞出道初期多年话剧舞台的历练积累的表演能量，在一段段唯唯诺诺中逐渐积累起绝地反击的气劲。这部长度仅为12集的荒诞喜剧，实际上与郭京飞之前参与的许多纯插科打诨喜剧作品完全不同，在剧中他的演出既要延续一种基于他过往塑造角色的刻板印象，同时要将人物面临笑中带泪境遇的繁复内心不动声色地逼出眼角眉梢。按照此剧播出后观众的反应来看，很可能这是郭京飞表演生涯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变体，在此剧中可以寻回国产电视剧中久违的人间烟火气，亦能够见出主创对于大时代下坚强个体的注目与观照。

　　当然，笼统地将这一波中生代男演员集体归入“脱油”阵列仍然显得比较牵强，因为其实对于表演自身姿态的低调化、生活化处理，是建立在过往十数年愈演愈烈的浮夸风潮逐渐将息的基础上的。黄晓明、罗晋、郭京飞们的青年时代，也往往是从无数这样的表演模型中拼杀过来，对他们个人来说，通过降低烈度、内化表情来提升表演层级，是在资本运行之外，表演本体之中相当单纯的进路，他们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应变努力，亦宣告了影视男演员的代际传承过程虽需披荆斩棘，但仍然存在无限进步的可能。

　　当然，这同时也与他们具体参与的作品密不可分，若非《我是余欢水》设定的角色生存困境如此焦灼，相信郭京飞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对其最为人所知的角色塑形刻板印象的颠换。同样的，因应了《安家》这样与目下中国大众生活关系最紧密的住房议题，才凸显了罗晋在其中完成的“凡人歌”表达（剧作本身是否真的令大众满意是另一个话题）。可以说，演员自身的经验积累与最新的影视剧创作风潮变化，共同造就了此时此刻的“脱油”奇迹。这现象既应当被重视，也不该被迷信或神化，毕竟这一批演员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语境，与他们的前辈或香港影视业曾经经历的阶段，已经完全不同。